这是本人于去年《于丹〈论语〉心得》热买不久时写的旧贴，曾在别的网站贴出。

我在崛起论坛有一年多未发贴了，之所以没有继续发，或者说没有发出，其中的原因北狼最清楚。不过，这里毕竟是我曾经厮混过的地方，时不时还是要来浏览一下，今见神交久矣的杨神经发表的《希望秦始皇回来帮助于丹渡过难关！》，忍不住将这篇旧文翻出来凑凑热闹，权当是与神经兄唱和吧。


读《于丹〈论语〉心得》的心得

被易中天称着“美女”的北师大教授于丹最近很火。据说其新作《于丹〈论语〉心得》首印即达90万册，尚供不应求，书商正准备开机再印20万册。我禁不住也买了一本，认真细读起来。

这本十余万字的书，是由易中天作的序。易中天主讲的“百家讲坛”曾看过几期，给我的印象是：文人讲评书，或者说是文人作文言白话诠释和普及推广传统文化的工作。在多元化的今天，尤其是国学式微的当下，这样的工作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览遍全书，我的第一感觉是：于丹和易中天同属一个类型。该书从“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和“人生之道”七个方面解读《论语》。围绕这七个话题，抽出《论语》原文不到十分之一的语录进行阐发，给人总的感觉是对中学生讲故事，讲常识，讲肤浅的道理。如果仅限于此，尚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作者抽出的并不是《论语》的核心内容，根本不是孔子的主要思想。这种避实就虚地宣扬孔子学说，读者凭此能正确理解、准确把握这部儒家经典吗？借《论语》的皮毛，以再塑孔子的圣人形象的作法，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可取吗？

于丹我并不认识。透过她的文章和从她印在该书封面的照片，我没有看出她“美”在哪里。于丹的文章显然有避重就轻、舍干说枝的嫌疑，甚至在解读孔子思想和解释孔子话语时，也存在着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比如，她开篇即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获取心灵的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孔子学说的基干是“三纲”、“五常”，其思想核心是“仁”，其周游历国十四年，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就是要恢复已经土崩瓦解的周礼，即周朝的典章制度。所谓“仁”，孔子的解释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具体而言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贯穿《论语》全书的主线思想。即是说，只要克制自己去服从周礼，只要随时遵守那要套等级有序的统治秩序就归位于“仁”了。而对统治秩序的“礼”，孔子则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凡不利于统治秩序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不能采取行动。孔子的“仁”，是有亲疏、尊卑、等次的。“礼”，就是区别亲疏、尊卑、上下、贵贱等级而制定的一套为人规范。孔子关于君臣父子夫妇，以及礼义廉耻的那一套理论，被他的继承者们深入发展为：君叫臣死，臣不死则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不孝；饿死是小，失节为大；“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百善孝为先”，“万恶奸为首”；当忠孝不能两全时，舍孝尽忠等等。毫无疑问，这是同新时代的民主思想绝然对立的。于丹这段话，涉及到的正是“礼”的部分。她要告诉我们：只要我们遵守了现有的社会秩序，在自己找到的社会位置中安于本分，我们就会获得心灵的快乐。试问：这到底是奴性的快乐，还是“现代社会生活”应有的快乐？当然，在回答弟子樊迟问仁时，孔子也说过仁即“爱人”。不过，针对大众而言，孔子是指在“礼”的框架下的爱；就统治者而言，是要其“施仁政”，即为了统治的长远，为王者应对臣下给予关怀体恤。这是有等级的爱，这是居高临下的施舍，根本不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博爱。关于这一点的最好注脚体现在孔子对待颜回的态度上。凡是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子对颜回的赞美超过了他的任何一位学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也。贤哉，回也！”。可惜，天不假年，这位大贤，终因敌不过贫病交加的折磨，提前早夭于陋巷。孔子闻知，悲痛至极，将自己最爱吃的肉酱也倒掉了。然而，当这位穷死的学生的师兄弟——孔子的其他弟子，请求孔子将自己的车子卖掉为颜回买一口棺材以下葬时，孔子则认为颜回只是一介平民，不配享用棺材。结果还是这帮同学背着孔子凑钱买了一副棺材将颜回下葬。孔子知道后不仅一点不惭愧，反而责怪弟子违犯礼制。

接下来，于丹就“子贡问政”中孔子的“民信之矣”和“民无信不立”作翻译。她对这两句的解释是：“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信”是孔子“五常”的核心内容之一。不知是我文言文水平有限，还是这位“中国古代文学硕士”故意曲解。我以为“信”在这里当作“取信”或“信用”解，并不包含“信仰”的意思，更不是“要对国家有信仰”。因为“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里的“正”，同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正”是同一含义。即是说，为政者，应当用正当而不是欺诈手段去治理国家，统治者只有取信于民才能治政，不能建立起这种取信于民的信用，就无法治政。既然子贡请教孔子如何治理国家，主动方是治理者，而不是被治理的老百姓，如果老百姓事先就已信仰了自己的国家了，那还何须你去治理呢？

再下来，于丹又特地抽出上面孔子赞扬颜回的话，将这位大贤安贫乐道的精神大大表彰一番。上下文一结合，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于丹开宗明义要指导我们的是：只要我们安于贫困，不存非分之想，遵守现有的社会制度，信仰自己的国家，这样就“天人合一”了，心灵就快乐了；如此也就社会和谐了。我忍不住要问：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头衔，没有衣食无忧的收入，不让你走上这个讲坛说出另一类的话，或者不让你出另一类言论的书，你还能安贫守分吗？还能有“认为幸福快乐的生活”是“与贫富无关”的感觉吗？还能信仰这样的国家和遵守这样的制度吗？你还能认为这个社会和谐吗？于是，我茅塞顿开：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媒体管制日严的时下，该书为什么热火的原因。

无可否认，孔子的许多言论，如教育理念，学习态度和方法，为人处世方面的人生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适价值。于丹侧重于这方面引经据典的阐发，不能一概否认。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只是孔子作为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副产物”，并不是孔子作为儒学宗师的主要思想。汉武帝以降的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要在诸子百家中挑选儒术为唯一一尊，是因为看重它那一套纲常伦理的理论最适合专制皇权的宗法制度的需要。如果对此避而不谈，仅用其皮毛部分，以偏盖全地美化孔子，再造这位皇权时代的“万世师表”的先师形象，这到底是要为极权专制张目，还是在为民主政治开道？于丹该书带给读者的客观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自近代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起，孔子的学说便开始动摇。就连饱学儒术的康有为也搞起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企图利用儒家这个僵死的、但还有着巨大深厚市场的旧资源，塞进自己的东西，以期实现自己的的改良主张。新文化运动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在内忧外患、西风东渐、儒家思想积重难返的情况下，矫枉必须过正。令人遗憾的是，这场伟大的运动并没有带来那批大师们预期的结果。在寻求中国出路的关键时期，孔孟之道在中国又以另一种形式借尸还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方面除了当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从根本上解体外，另一方面也说明儒家文化的顽固强大，肃清儒家这一同民主思想根本对立的学说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今天，在小农经济这个儒学温床日见其微的时候，清除儒家这一专制制度的指导思想对民主进程的羁绊就成为当务之急。我们不能轻视这一思想惯性的顽固，“打倒孔家店”还任重而道远。在民主潮流汹涌澎湃的当下，胡总书记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头两条就是确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然而一小撮人面对旧制度的江河日下总是企图利用各种形式在旧文化中祭起这面大旗，以苟延残喘；社会人士中，总有人或者于囿于己见，或者出于恋旧情结，或者出于别的目的，继续高擎这面招魂幡。一些在那种体制下活得滋润的文化人，总想利用自己的那一点儒学底子去帮闲。诚如于丹在该书结尾处表达的那样：“让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社会的规则下圆润地融合成一种有效的成份······这就是《论语》给予我们的终极意义。”什么“有效成份”呢？是对现代社会开拓前进有利的成份，还是适得其反的“有效成份”呢？

鲁迅先生《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深刻揭示：“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平民并没有什么关系”，“自从（孔子）死了以后”，“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总是（把他）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我们今天再读他这篇七十一年前发表的文章，仍会受益非浅。


2006年12月16日